中国生物多样性保护与绿色发展基金会（简称“中国绿发会”、“绿会”）国际部获悉，联合国《濒危野生动植物种国际贸易公约》（CITES）秘书长伊沃妮·伊格罗（Ivonne Higuero）在世界自然保护联盟（IUCN）世界自然保护大会（WCC）上发表关于“逆转濒危物种红色名录”（Reverse the Red Pavilion）的专题报告。

中国绿发会作为CITES公约的观察员，始终密切关注其最新动态，国际部现将相关信息整理发布，与“绿会融媒”读者共赏。

亲爱的与会者们大家好！

我非常感谢在世界自然保护联盟物种生存委员会（IUCNSSC）的同事们邀请我发表关于“逆转濒危物种红色名录”的专题报告，这是IUCN世界保护大会的第一次混合会议。

IUCN和参加SSC的数千名志愿专家是IUCN缔约方和CITES公约秘书处工作的关键合作伙伴。CITES公约与IUCN渊源久远。SSC的专家小组也为我们的讨论和决策提供特定物种的专门知识，为CITES公约提供权威的、客观的信息来源，推动许多公约的进程。

我很高兴能加入到此次会议。CITES公约与IUCN保持着长期的合作关系，以确保缔约方的决定得到最好的科学技术的支持。我们还共同努力加强以科学为基础和具有法律约束力的工具以此长期保护野生动植物、它们的栖息地和它们所维持的生态系统。

尽管IUCN的红色名录和SSC的专业知识远远超出了目前在CITES所涵盖的物种，但它为我们和缔约方提供了一个有价值的工具，向CITES公约普及非工作范围内的物种状况，这正日益成为CITES大家庭讨论的一部分。

在2019年CITES缔约方会议的最新一次会议上，缔约方同意审查非CITE所列的鸣禽、两栖动物和红杉的保护和贸易状况。他们试图评估CITES在长期保护方面发挥的作用。这表明IUCN针对广泛的物种特定的专业知识是必要的。

CITES秘书处和IUCN于1999年7月签署了一份谅解备忘录，正式许可世界自然保护联盟为CITES公约的主要技术顾问（Major technical advisor to the Convention）。CITES同意SSC工作的愿景。两者都在致力于加强保护野生动物和生物多样性的积极行动。而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很高兴接受“逆转濒危物种红色名录”的运动，并确保现在可能脆弱的物种能够长期得到保护，甚至有所增加。考虑到这一点，我们将讨论可持续利用野生动物作为支持物种保护的有力工具，这是CITES和IUCN共同的原则。

A. CITES的宗旨和范围

《濒危野生动植物物种国际贸易公约》（CITES）指的是“the Convention on International Trade in Endangered Species of Wild Fauna and Flora”，它于1973年签署，于1975年生效。目前有183个缔约方。

CITES既是与贸易有关的公约，也是与保护有关的公约。它利用与贸易有关的措施来实现其主要的保护目标：确保CITES列出的野生动植物物种的国际贸易不会威胁到它们在野外的生存。

CITES管制38,000多种动植物的商业和非商业国际贸易。CITES的规定适用于所列出物种所有国际贸易，无论是植物或动物本身，还是其任何衍生物。其中包括制成品、毛皮、肉、血、骨头、木材、蜡、油、水果等。这里所说的贸易是指所有的进口、出口、再出口和再进口。

CITES与依赖其管制的物种和企业有关，例如住房、农业和维持工业、CITES同时对几种鱼类或野生肉类出售也有规定。CITES也涉及家具，包括从红木或红木的木材贸易、许多药用植物的化妆品和制药工业、时尚服装工业，使用爬行动物和哺乳动物的野生皮、毛皮或纤维的产业或者休闲、旅游、宠物贸易和观赏植物行业等等。

国际社会各方的任务应当是推动具体的立法来实施这些不同的控制。包括对违反关键规定的惩罚，并通过CITES管理当局，由国家指定的科学当局提供建议。

濒危物种被置于在三个不同的附录中并根据附录对国际贸易有不同的控制：

附录一包括了受到灭绝威胁的物种。这里列出了大约700种动物种群和大约400种植物种群。

附录二包括不一定会有灭绝威胁，但必须控制贸易以避免对其生存构成威胁的物种。附录二还包括大量所谓“长相相似”（look-alike）的物种。这些物种与其他物种非常相似，保护这些物种的主要问题是执法官员和边境管理人员通常无法将它们与濒危动植物物种区分。附录二包括大约32000种植物，500种哺乳动物，1200只鸟类，800种爬行动物，170种两栖动物，100条鱼和2200只无脊椎动物。

最后，附录三包括大约200个物种，主要来自特定国家要求其他缔约方帮助保护的濒危物种。

对于附录一中的物种，一般禁止对野生采集的进行商业国际贸易。这包括在象牙、犀牛角、类人猿、海龟、老虎或穿山甲和衍生产品等方面的商业贸易。

相比之下，附录二和附录三中的所有物种贸易都是允许的，但必须确保它是合法的、可追溯的，且不会妨碍该物种的生存。

一般来说，CITES允许对大多数物种进行贸易。附录一仅占所有CITES所有物种的3%。其余97%的物种都列于附录二和附件三，它们可以根据规定进行商业交易。

CITES对从事附录一或附录二所列物种贸易的任何主体提出了以下三项要求：

1.必须作出法律采集裁定，证明依法采集。

2.必须做出不损害的证明。考虑到该物种在其生态系统中的作用，CITES将就出口水平提供建议。

3.必须每年向CITES秘书处报告贸易交易，秘书处将会为此签发适当的许可证并正式授权和加强对贸易链沿线的后续控制。

CITES是一项动态的公约，缔约方每3年在缔约方会议上考虑根据实际情况进行更新。这些变化可能会采取多种形式，包括新物种，或者是附录中已经存在的物种的下降或上升。IUCN的专门知识在向缔约方提供关于物种贸易、保护和生物状况的信息和建议以及支持制定其评估和建议方面都发挥着重要作用。

CITES还将定期审查附录确保物种被列在正确的附录中。IUCN对红色名录的评估在这方面非常重要。例如，科西嘉燕尾蝶在1987年根据英国的提议被列入CITES附录一。该物种已被归类为濒危物种，但根据物种数量的增加，2010年IUCN将其重新归类为无危物种（Least Concern）。

因此，在2011年的第25次会议上，CITES动物委员会选择了科西嘉燕尾鱼进行审查，在2013年的第16会议上，CITES批准了将该物种从附录I转移到应用II的提案。

B.相关数据分享

接下来我想分享一些数据，为大家提供国际贸易的概述。虽然很难把一个数字的整体贸易的价值囊括在CITES濒危物种交易中，但考虑到其规模，我们知道这个数字事实上是每年数十亿美元，它支持数以百万计的工作机会并为农村和土著社区提供生计所需的资金。

CITES第8条规定，缔约国必须“保存附录一、二和三中所列的物种的贸易记录”。这些记录是所有缔约方必须与秘书处分享的强制性年度报告。这些报告包含对单个事务的详细细分。在其他信息中，这包括正在交易的动植物种类、进口商和出口商的名单以及交易的目的。这些数据将在国际贸易委员会贸易数据库上编制并向公众提供，该数据库由UNEP-WCMC代表CITES秘书处维护。该数据库包含了自1975年公约生效以来涉及2000万上市物种的2000多万笔交易记录，平均每年有100万笔交易。

在2015年至2020年间，出口商报告的濒危物种出口的前五个缔约方是：中国、泰国、土耳其、荷兰和格鲁吉亚。

在同一时期，出口商报告的全球五大进口缔约国是下列国家：德国、荷兰、越南、美国和土耳其。

在2015年至2020年间，CITES的大部分贸易涉及植物，爬行动物和鸟类紧随其后，排在第二和第三位。哺乳动物贸易排在第7位。

C.对可持续发展概念的定义

“使用生物多样性的资源，但不会导致生物多样性的长期下降，从而保持其满足当代和后代的需求和愿望的潜力”。这一概念是IUCN的核心，它属于贸易、保护和发展之间的联系。它的任务范围从保护生物多样性到为最密切依赖自然的社区寻找有弹性和可持续生计和经济的方法。

CITES缔约方已经认识到：有法可循、可持续和可追溯的贸易可以有利于保护努力以及这些社区的福祉和生计。以附录二中列出的于2020年8月生效的3种乳头鱼或海参为例。这些海参是印度-太平洋地区规模可观且利润丰厚的渔业的基石，该渔业被认为涉及多达300万渔民。高商业利润导致了不可持续的捕捞行为，这使得我们有必要制定国际贸易法规，以支持对这些物种的长期保护。

与野生动植物之间的贸易还有其他的好处。例如，对物种衍生产品的生产以及对野生动物的生产、加工和处理以进行贸易，可以激励人们保护物种、生态系统及其提供的服务。在可以为野生动物提供经济价值并实施控制管理系统的情况下，可以为资源的保护和可持续利用创造有利的条件。这降低了人类将野生动物栖息地转化为其他用途的风险。

缔约方在通过消费和非消费方式为野生动物分配经济价值方面有不同的方法。缔约方就附录一或所列的物种的狩猎贸易的一个强有力和限制性框架达成一致。这一框架要求狩猎得到可持续的管理，但不破坏目标物种的保护，并酌情为当地社区提供利益。例如，南非认为狩猎是农村发展和减轻贫困的一个机会，有助于在南非农村地区创造就业机会、经济发展和改善社区的生活水平，低收入家庭从中显著受益。他们估计，狩猎活动每年产生超过50亿南非元（约3.41亿美元）的收益，并支持超过17万个就业机会。如8.3号决议（第13号缔约方会议修订）所述：缔约方承认，CITES相关决定的执行应考虑到对穷人生计的潜在影响。他们还承认，有效执行可持续发展委员会的决策可以作为为农村社区提供可持续生计的战略的一部分，这符合联合国的可持续发展目标。

缔约方、合作伙伴和秘书处试图收集关于可持续使用所列物种对物种地位和依赖它们的社区生计的影响的数据。在第18届缔约方会议上，缔约方同意进行新的案例研究，证明CITES所列物种的可持续使用如何有助于生计和物种保护。我们从非洲、亚洲、欧洲、大洋洲、北美和南美等国家收集了30多个新的案例，涉及广泛的物种。

在这些情况中，你可能很熟悉羊驼。这些安第斯山脉的动物出现在南美高原的高海拔地区，它们精致的丝绸状羊毛已经被重视了几个世纪。在20世纪初，由于对羊毛的高需求，羊驼濒临灭绝。它们在1975年被列入IUCN附录一，此后经历了持续的复苏，也成为可持续羊毛工业的基础，使当社区受益。

D.野生动物可持续管理和物种恢复之间联系的其他例子

1.秃鹰（The Bald eagle）

当美国在1782年采用秃鹰作为其国家的象征时，据估计其种群数量仍有25万只左右。随后过度狩猎活动、栖息地破坏和其他因素共同导致全大陆鹰数量减少。到1963年，仅存在417只秃鹰。因此，秃鹰在1977年被列入CITES附录一。由于保护行动和法律保护措施的结果，在40年里，秃鹰的数量急剧上升了近780%。因此，在2004年的第13次会议上，美国与CITES公约双方批准了一项将秃鹰从附录一转移到附录二的建议，这反映了它们受胁程度的改善。

保护动物秃鹰来源：环球网综合报道

2.开普山斑马（ the Cape mountain zebra）

开普山斑马于1975年7月1日被列入CITES附录一。在2016年第17号缔约方会议上，南非作为该物种唯一的栖息地试图将其从附录一转移到附录二，并实施可持续的狩猎配额。当时，它的种群由不少于75个亚种群中的至少4791个个体组成。在这种情况下，南非认为私人牧场主在保护开普山斑马的种群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当局还声称，如果有经济激励措施鼓励他们不转向更有利可图的物种，这一角色可能会增加。随后，CITES各方同意将开普角山斑马转到附录二。

保护动物开普山斑马来源：ZHENGAN Safari Club

3.莫雷蒂鳄鱼（the Moreletii crocodile）

墨西哥拥有超过85%的鳄鱼数量，并禁止出口野生莫雷蒂鳄鱼。政府、教育和科学机构密切合作，分享有关该物种及其保护的知识。一系列有针对性的保护干预措施，加上从圈养繁殖设施中可持续利用物种以满足市场需求，确保了该物种在野外的恢复。促进物种的可持续管理和其栖息地保护。

保护动物莫雷蒂鳄鱼来源：

 4.皇后海螺（ Queen conch）

1992年11月，该物种涉及过度捕捞、非法登陆和贸易，此外，以及由于对这种奢侈食品的需求增加，该物种的数量迅速下降。在皇后海螺被纳入CITES后，相关机构对其科学信息和管理实践进行了广泛的审查。缔约方在90年代中期和21世纪初提出了一系列行动，以改善渔业和贸易的可持续性和合法性。大多数加勒比国家和海螺皇后发生的附属地区采取行动实施这些措施。这些措施包括出口配额、临时暂停贸易、协调渔业规则和更好的控制。皇后海螺的入CITES进一步促使了许多合作倡议，以促进其恢复，减少过度捕捞，并确保合法、可持续的贸易。促进了对资源的保护和管理方面的改进。

E.“逆转濒危物种红色名录”和《2020年后全球生物多样性框架》

“逆转濒危物种红色名录”倡议旨在“点燃乐观和合作行动，以确保所有物种和它们所生活的生态系统的生存。”逆转红色意味着逆转红色名单中物种和生态系统的衰落轨迹，并授权世界各地的社区实现这一目标。

这些目标在国际贸易贸易委员会的授权中得到了明确的呼应。CITES缔约方致力于根据可持续发展目标，逆转许多物种的消极轨迹，同时促进其公民的可持续生计。

最后，我想在本论坛上强调的一个工作领域是根据第18.28和18.29号决定规定的任务，这些决定是第18届缔约方在缔约方会议上商定的。这些决定是针对那些被认为最受到威胁的物种大多数被IUCN的红色名单列为“濒危”或“极度濒

危”。与各国协商后，CITES秘书处将对由动植物委员会选择的物种进行详细评估。这些评估将审查保护状况、威胁、贸易的相关性、正在进行的就地和迁地保护战略或恢复计划，以及为采进一步行动可用或所需的资金或资源。

SSC必须酌情制定建议，以便向各国通报，并在2022年11月的缔约方会议下次会议上审议。这项工作正在进行中，它与逆转红色倡议和2020年后全球生物多样性框架的实际实施有明确的联系。全球框架建立在2011-2020年生物多样性战略计划的基础上，并提出了一个雄心勃勃的计划，以改变我们与自然的关系。

通过采取具体行动保护濒危物种贸易公约附件中一些最脆弱的物种，濒危物种贸易公约缔约方将直接为等倡议的目标作出贡献。IUCN的“逆转濒危物种红色名录”可以帮助创建意识在城市社区有意义的物种行动，并监控和告知进展。

最终，这些努力将帮助我们所有人达到共享CITES的目标，IUCN和所有组织和个人努力应对生物多样性丧失的全球危机，与自然和谐共生。我们期待继续与IUCN进行宝贵的合作，并共同努力确保受到威胁的物种的保护和恢复工作继续开展。

译者：张启凡 

——译者系中国生物多样性保护与绿色发展基金会（CBCGDF）国际部与北京师范大学-香港浸会大学联合国际学院（BNU-HKBU UIC）全球化与发展（GAD）专业联合发起的“可持续发展人才培养计划”的学生